朱晓冬，多伦多大学经济系教授，是宏观经济学界研究发展问题和中国经济问题的著名学者，尤其对结构转型的研究有基础性的贡献。他的论文曾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等著名杂志上发表。他在2008年发表于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上的文章，Agriculture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cross-country analysis，因其对跨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结构转型的深刻分析，已经成为宏观发展领域的必读经典。朱教授曾应邀为全球十大正规网赌网址学生开设蒋学模经济学讲座，之后我们也借此机会对朱教授进行了一次采访，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求学和科研经历；朱教授也与我们分享了他对中国经济和世界问题的思考和看法。
求学及研究经历分享
Q1：首先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求学和研究经历，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了经济学研究生涯？
朱晓冬：我的求学生涯并不是起始于经济学专业，而是数学专业。在国内时，我本科就读于武汉大学数学系，又在那里获得了数理统计的硕士学位。出国后，我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首先学习了一年统计学，师从著名的华人统计学家刁锦寰先生。当时，我在商学院有许多学习经济和金融的朋友。我在和他们聊天过程中重新认识了经济学。在国内读书时，我感觉经济学还更多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但是在国外，学者都是在用一些数学模型去研究社会问题。我一向对社会问题十分关注，所以当我了解到可以通过数学模型去讨论我感兴趣的社会问题时，自然而然地就开始选修经济系的课程。这是我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生涯的开端。
谈及从数学向经济学的转型，朱老师向我们分享了这个过程中更多的经历：
朱晓冬：在刚开始从数学向经济学转型的时候，我也产生过一些困惑。因为我是学数学出身的，所以当接触到经济学模型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些模型从数学的角度看来非常简单，自然也比较轻视这些模型。但另一方面，我又为经济学模型假定的“随意性”而感到困惑：这些假定从何而来？因为数学中的假定一般都来源于一个公理体系，是很有逻辑的，来龙去脉也比较清楚。经济学往往在一开始就罗列一大堆假定，而我从来没有学过经济学，所以我学习博士生课程的时候就很难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这些模型。于是我在学习博士生课程的同时又去听了本科生的经济学课程，这样才了解了模型背后的经济学直觉是什么。
Q2：在您之后的经济学学习过程中，您是如何找到第一个研究问题的？
朱晓冬：研究兴趣这方面其实比较偶然，所以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刚才提到，我在博士第二年开始选修博士生一年级的经济学必修课。之后在三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学习一些选修课，同时也开始去寻找研究课题。当时Lucas在写一篇有关财政政策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Supply Side Economics"。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了牛津大学的一个杂志上。他当时对政府的最优财政政策比较感兴趣，正好也开设了一门有关政府财政政策的专题选修课，课上涵盖了一些经典的文章。这门课最后要求写一篇课程论文。我当时选修了这门课并在课程论文上面选了一个题目。我运气比较好，最后那篇课程论文就成为了我的毕业论文。
Q3：在这次蒋学模课程中，您从核算分解的角度帮助同学们认识中国经济增长。这一系列研究和您近些年的系列研究的关系是什么？
朱晓冬:有非常大的关系。实际上我在课程上讲的就是和我这些年研究相关的内容。我在课程上把这些研究发现分享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加入进来。因为经过了十几年的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我觉得到现在依然有很多我不理解、感到困惑的地方。所以我在课堂上是想把我们知道的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事情讲清楚，再把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的地方也告诉大家。首先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很多误区，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靠投资拉动的、出口拉动的等等，所以我们从基本的增长核算的角度告诉大家投资拉动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后面的内容，包括我近年大部分的研究都是想要去了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来源。
因为近些年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关注资源错配对生产率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想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是否有改进。我们先看了资本，但研究发现资本的配置效率并没有改进反而是恶化了，所以资本配置效率的改进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接下来我们研究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我们发现人口迁移确实对生产率增长有比较显著的贡献。最后我们看了贸易，包括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我们发现贸易确实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国内贸易而不是国际贸易。所以资本配置效率没有得到优化，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近乎为零甚至是负的；劳动力配置有所优化和改进，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贡献；国内贸易也是有显著贡献的。但从核算的角度去看，贡献最大的部分依然是残差，也就是我们仍然不理解的地方。
所以我现在的研究就是去理解剩下这部分是什么。我认为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国自下而上的政策变化和体制的创新，另一方面就是技术扩散，我国引进和学习先进的技术，并实现从学习模仿到自我创新。这两方面从直观上、案例上都比较好理解，但难的是怎么去量化它们的重要性。尽管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写出一些模型去讲它们的作用，但怎么用微观数据去认证它们的作用及核算它们的贡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我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
Q4：如果说中国经济是您这次课程的一个关键词的话，那么结构转型就是另外一个关键词。您在课程中提到，结构转型在解释跨国收入差距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您做了很多与结构转型相关的研究，特别是您于2008年发表在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上的论文已经成为结构转型方面的经典文章。那么您可以和我们分享这个研究背后的故事吗？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开始关注结构转型的？
朱晓冬：实际上，除了这篇文章外我还有一篇文章也是和结构转型有关的，是讲英国工业革命的，合作者是杨涛老师。这篇文章发表晚一些，是在2013年发表的，但研究开始的更早，我就是在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才开始关注到农业问题的，并且发现了农业的重要性：英国之所以能够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并实现经济的起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我和杨涛在那个时候开始读了很多有关农业方面的书。正好Diego当时在做一些跨国方面的Development Accounting的研究，所以当我们和他聊起来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想到要从跨国比较的角度探究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结果我们发现农业不仅是在历史上很重要，例如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让英国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而且对理解当今世界上国家间人均GDP的差异也很重要。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们关注到了农业和经济结构转型：怎么减少农业就业人口比例？接下来很自然地想到去探究人口转移最基础的机制，也就要用到结构转型模型。当时正好也有很多人关注到了这个话题。
Q5：结构转型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近十几年来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交叉领域的进展使我们对结构转型又有了新的认识，您是如何看待宏观发展经济学这一领域的？现在的前沿话题有哪些？
朱晓冬：从某种角度说，结构转型是本世纪以来宏观经济学重新发现的一个话题。我认为，在本世纪头十年，宏观经济学在结构转型的研究上没有根本性的贡献，只是在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发展经济学家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开始关注结构转型的问题了，只是他们没有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语言去研究这个问题，因此也没办法进行量化分析。后来宏观经济学开始重新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在研究经济增长的时候发现了结构转型的现象，也就很自然地希望有一个关于结构转型的模型。例如美国也存在结构转型的现象，但它的总体经济增长又是非常平稳的，这就产生了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如何在一个多部门的模型中纳入结构转型，使模型中既包含结构转型但同时又有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平衡路径。所以早年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怎么写出一个既包含结构转型，又能够和新古典增长模型在总体上一致的模型。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
但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讲，这种研究不是很有意思，因为大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想知道它对经济增长有多大的影响。但前十年的研究，都在花很大精力去写出一个模型，告诉大家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是没有关系的。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个现象在美国是存在的，所以大家也希望先有一个基准的模型，再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去研究现实经济中的摩擦。实际上我记得当时有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作者是Ngai和Pissarides。我当时和他们聊的时候就听说他们也是想去理解劳动力市场的摩擦。我们知道Pissarides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就是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和摩擦。所以他们的初衷也是想理解劳动力市场摩擦怎么影响经济。他们也觉得一开始需要一个无摩擦的模型作为基准，但后来也没有继续研究摩擦的问题，尽管摩擦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更为重要。所以我想把结构转型模型应用到发展中国家来，然后去仔细地探究到底有哪些扭曲，这些扭曲又会怎样影响经济增长。从经济学以及经济政策的角度讲，这可能是更有意义的问题。这些年大家也越来越关注这些摩擦。因此我觉得，前十年的研究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最近的一些研究则是更加有实际意义的工作。
关于中国经济
Q6：我们发现近些年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在宏观学者里，您较早开始对中国经济问题开展研究。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早些年间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似乎很少能被比较好的杂志关注到，您认为原因是什么？而近年来中国经济问题又为什么越来越受到关注？
朱晓冬：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和第一个问题也有关系。越来越多的包括国外和国内的学者关注中国经济问题，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所以大家认为如果不了解中国经济就难以理解世界经济的走向，也就很自然地更多开展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实际上早期大家不关注中国经济是因为大家觉得中国经济不那么重要。八十年代的时候，大家更多是在研究日本经济。当时日本是第二大或接近第二大经济体，也有要超过美国的趋势，所以研究日本的学者很多，中国的问题相较而言没有那么重要。在当时的背景下，学者研究中国问题从某种角度上讲可能是出于“猎奇”。因为中国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用于研究一些传统的经济学问题。当时研究中国经济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要把研究中国的问题转化成一般的经济学问题才能被好的杂志接收；但中国也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比如体制、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些是西方人所不了解的。要么在做研究的时候就干脆忽视这些东西，用传统的、标准的经济学硬套在中国经济问题上，有人这么做。但如果你是真正关注中国经济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么做并没有深刻地去反映中国的现实，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就是一个学术上的练习，一个作业，而不是真正地去帮助理解中国经济。另一方面，如果当时过于去强调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话，也会很难说服别人这个研究怎么具备一般性的意义。这样的矛盾使得早年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面临发表的困难。现在好一点的原因是大家不仅仅关心研究是否对经济学理论有什么一般性的贡献，西方人也开始关心中国经济本身，他们也想要了解中国经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如果能把中国经济讲的更清楚、更透彻，这方面的贡献也会得到学界的欣赏。
Q7：如果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深刻的结构转型，基本遵循了从跨国比较中发现的一般规律。但中国拥有其独特的制度设计，例如户籍制度，您怎么看待这种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和经济体制独特性的关系？对中国的研究可以对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有什么启示？
朱晓冬：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刚才讲的中国的特殊性和经济学的一般性也许过于强调了两者的对立。如果我们去追溯经济学最终要研究的问题，其实是有关人的行为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不是一定要把人的行为放在完全没有扭曲的市场中去研究。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虽然西方经济和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政策环境不一样，但都可以也应该用同样的方法去研究。近年来我们也认识到西方经济并不是没有扭曲的，金融危机显示了他们也存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扭曲。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西方经济研究都可以用完全没有扭曲的、完全竞争的模型去描述。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的研究应该是一致的，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差别只是体现在扭曲出现在什么地方。
中国有一些制度设计是以前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是很难改变的，这也是要进行改革的原因。怎么去改变这些制度，怎么消除这些制度对经济发展造成的阻碍，这些是主要的问题，也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制度改革、制度创新以及政策改变都是非常重要的案例研究，也可以为其他国家带来启示。改革在中国的作用往往比在美国的作用要大很多。我在课上讲过一个关于美国资源空间配置的文章。他们发现各个州对企业的税收政策不同导致了资源配置在空间上的扭曲。当把这个扭曲消除后，福利大概会提高0.5%。而我们关于中国人口迁移的研究发现已有的关于劳动力流动的改革可以提高的福利水平为5%，是美国的10倍。西方国家改革带来的福利提高和中国改革带来的福利提高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我们研究的更可能是first-order的问题。从这方面看研究中国经济是非常有意思的。
Q8：金融危机和近年来的新冠疫情都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目前正大力推行的双循环和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正是想要通过释放国内市场潜能的方法提高经济活力。您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判断是什么？我们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应该是什么？
朱晓冬：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中长期的。短期的因素是疫情、国际政治方面的环境，包括战争给整个世界市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在过去10年一直在下滑，这显然不是受到短期因素的影响，而是中长期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过去十几年我们改革的速度放缓了。2007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来源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这又是靠改革释放出来的。现在的下滑也是同样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改革的速度放缓了，更多的是想要依靠一些自上而下的政策去刺激经济，比如四万亿计划。四万亿在短期内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它带来了更多的扭曲，遗留了更多的问题。现在政府在推行双循环政策。双循环很重要，因为它是要去扩大内需。但是扩大内需的口号在90年代就提出来了，却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内需一直不足、只能通过投资来替代就是因为一些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老百姓的医保、教育问题，所以只能去提高储蓄。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扩大内需还是只能靠投资。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只靠政府提口号，下面去执行，这是计划经济的方法。我们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得到的经验是放权，让企业和市场自己去寻找出路，给他们更加宽松的环境，我想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需要的。
Q9：我们知道，中国不仅在国内进行了改革，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市场。中国为应对经济下行也推出了一些经济刺激政策。您认为中国经济的稳增长对于全球经济提振有哪些帮助？
朱晓冬：肯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就像当年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的快速回升对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因为全球价值链使得中国和世界经济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中国经济按照名义值测算是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是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中国经济的增长显然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怎么去稳增长？政府总是到最后没办法的时候去依靠投资，但投资的效率是非常低的，是无法改变经济下滑的态势的。所以还是要依靠深化改革去扭转经济下滑的态势。我觉得现在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政策变化的太频繁，每隔一两年就出一个新的管制政策。比如说18年的资管新规，前两年开始对平台经济的管理。管制政策出台的频繁性导致企业受到很大的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如果企业没有信心，就不敢去扩张和投资，我想这是对经济增长最大的负面因素。
全球视野
Q10：未来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最应该挖掘的潜力是什么？
朱晓冬：以前中国是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技术和经验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现在这些因素的作用遇到一定的阻碍。因为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下，一方面我们离国际前沿更接近了，另一方面也会受到引进技术方面的限制。所以中国需要去研发和创新。除此之外，要释放人才的活力不能单靠政府推动。研发需要有开放的思维，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开放的环境让大家有更自由的思想碰撞。仅仅靠政府投钱往往是效率低下的，还常常伴有扭曲。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钱而去做事情，并不是为了研发新的东西。此外，前面讲到的户口制度的限制方面还有很多潜力是可以挖掘的。人口流动还可以进一步放开。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地区之间的差异还是非常大，尽管我们的总体经济在平均意义上已经达到了小康社会，但是地区差异依然存在，贵州、云南的经济水平还是很低。怎么样让贫困的地区也能加入到中产，达到和沿海地区一样的发展水平，这是主要的潜力之一。政策上的人口流动，企业营商环境的改变都对地区间发展很重要。比如东北发展落后的原因就是营商环境一直不太好，以前主要是发展国有企业，对私营企业的营商环境不是很注重，一直到现在东北的投资和营商环境都不好。怎么样通过政策改革改变其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这是提高当地经济对总体经济贡献一个主要的潜力点。
Q11：如何改善营商环境？
朱晓冬：我觉得要减少政府的干预。虽然集中力量好办大事，有些事是这样，但在上海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政府主导了民生物资的供应，但由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被抑制，物资分配的效率出现了下降。从地区间来看，浙江、广东发展得很好，他们的政府相较而言对私营企业很友好，给了他们宽松的环境。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观念要有所改变。
Q12：近几年来，全球经济面临滞胀风险，即高通胀和经济缓慢增长并存。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朱晓冬：很不幸的是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阵痛。高通胀的问题在西方没有引起及时的关注。之前大家都以为这只是短期的问题，但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的。通胀是和人的预期相关的。预期是有很强的粘性的，一旦人们预期有通胀，再想把通胀压下来，就要付出相应的实际的经济成本。就像美国七八十年代持续很长时间的高通胀，沃尔克做了美联储主席后为了把通胀压下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降低通胀必然要带来短期性的衰退。现在美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想要压低通胀必定会对实体经济的增长造成负面的影响。现在比较可惜的是沃尔克作为美联储主席建立起的央行可信度在过去这些年被逐渐地侵蚀掉，央行变得逐渐没有可信度了。央行想要压低通胀，但市场不相信。这时候就必须用狠的政策才能把预期压下去，就像沃尔克当年那样。但迅速地紧缩政策又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Q13：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的表现对全球经济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美国经济是否可能会陷入衰退？全球经济是否会面临衰退的风险？
朱晓冬：我没有看最新的数据。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想要把通胀压下去，美国衰退的风险就会很大。这个问题也不仅仅是美国所面对的，对其他发达国家都一样。发达国家通胀高的原因是政府疫情中救助的方式和中国很不一样。中国政府把钱发给企业，是为了稳就业。所以我们会看到中国的价格增长在上游和PPI。消费方面很疲软，因为消费者没有拿到钱。美国则是CPI很高，因为政府会直接把钱发给老百姓，保证了他们的消费需求。这个政策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他们都面临通胀的问题。一旦预期形成，想再改变是非常困难的，控制通胀可能会带来立即的衰退。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可以选择推迟解决通胀的问题，但这也会带来另一个隐性的问题，就是利率会升高。利率升高就会影响房地产市场。这些年房地产市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了。比如多伦多前几年的房市一直都很火爆，但最近没有人买房子了，就是因为利率涨得太快了。所以不控制通胀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
Q14：把钱发给企业还是消费者更有效？
朱晓冬：关键看你的目的。如果目的是保障老百姓的福利当然把钱发给老百姓更有效，因为把钱发给企业再传导到个人中间还是会存在很多扭曲。但是如果目的是稳就业，那么发钱给企业可能更直接。其实西方两方面都有，他们也发钱给企业，要求企业不降工资。所以西方从就业上来讲招人招不到，因为很多人有钱，不愿意去工作。
Q15：如何看待通货膨胀和就业的关系？在通胀和就业之间，是否应该以就业优先，允许一定的通胀水平?
朱晓冬：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预期的影响很大。一旦大家预期通胀水平很高，工人就会要求涨工资，因为货币在贬值。提高工资不是为了提高就业只是为了稳就业。如果通胀不断上升，但经济没有增长，就像中级宏观讲的，这种情况下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会变得越来越高，通货膨胀和失业就没有什么相关性，就是因为通胀的预期在不断上升。美国的主要问题不是就业，很多地方想招人也招不到，所以通胀是主要的问题。
研究方法及建议
Q16：您在课堂中所讲授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主题，基本上沿着从基于宏观模型的增长核算，再到一般均衡模型与微观数据相结合进行定量分析的脉络进行的。例如，您最新的工作论文将前沿的微观计量识别方法和基于一般均衡框架的反事实分析相结合，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研究。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当下以及未来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的？
朱晓冬：我在课堂上讲的更多的是和中国相关的问题还有我自己关心的问题，并不能代表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我研究的一个特点是问题导向。我更关心问题是什么而不是说一定要用某一个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研究可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比如需要研究开放经济的时候我会用一些贸易的模型，当我面临一些实证问题的时候就会去用一些微观计量的方法。之所以要用到微观计量是因为近些年关于农业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在实证上有争论。我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生产率的差异是由于扭曲造成的。但是另外一个观点认为生产率的差异不完全是由于扭曲，也可能是由选择差异带来的。要想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们就需要用到微观的数据和方法。我们最近的研究相当于是在回应文献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所以说方法是用来回答问题的，并不是说我为了用这个方法才去做这个事情。
Q17：对经济学的学生而言，基于微观计量方法的实证研究和基于宏观一般均衡框架的定量分析是两个不同的学习或者研究方向，只掌握一种技能似乎已经不能满足当下的研究需求了。您怎么看待研究工具选择的问题？对想要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同学们的学习有什么建议？
朱晓冬：确实是这样。我知道在国内的学生比较喜欢有一个固定的套路，就按照这个套路去做。所以在国内最流行的方法有两个：DID和DSGE，这两个都是有套路的。DSGE有一个dynare软件，随便写出一个模型用dynare就可以跑出一大堆结果。DID也是有比较现成的套路了。这个实际上是很不健康的研究方法。研究问题还是要抓住big question是什么，到底想理解什么东西，找出相应的方法去回答问题。
但确实现在教职市场的竞争越来越强了，所以这两年比较优秀的博士生的job market paper基本都是把宏微观结合起来。原因是以前宏观经济学从计算的角度看没办法把很多微观的东西放进去，相对而言都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校准的方式。现在都是有微观基础的模型，模型里的参数可以更好的通过微观的数据估算出来，有识别，更让人信服。以前的校准相当于是黑箱子，现在可以有更好的微观实证基础。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这确实是一种进展。但这样就需要有两方面的技能：一方面需要微观的、计量的，另一方面需要把握宏观的量化模型。这是一个趋势，比较优秀的博士生做的文章都是这样的。
Q18：是基于问题来学习研究方法还是基于研究方法去寻找研究问题？
朱晓冬：不同人有不同的方式。条条大路通罗马，有的人就是自己找到了一种擅长的方法，然后将这个方法应用到不同的问题上。我的研究风格是更关注问题本身，是更多问题导向的。
你刚才问到我为什么研究中国经济，我是很早就开始研究中国经济的。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刚开始研究中国经济的故事。我最早的文章是讲中国80、90年代的通货膨胀问题。这篇文章是在我刚开始做老师不久就开始的研究。我是1992年到多伦多大学任教的。到了1993年，国内的通胀就很严重了，当时国内也在讨论宏观调控的问题。正好我们系的同事Loren Brandt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所以当我们聊到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时候，就想去研究一下。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我在国内学的是数学和统计，到了美国学的是西方经济，对中国经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所以我就和Loren说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些有关中国通货膨胀的文章。他给我复印了一大堆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当时研究中国经济著名的经济学家写的，他们都写过关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文章。我读了以后就和Loren说我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太失望了，这些文章和记者写的差不多，每一次通货膨胀都有不同的一个故事，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所以我当时就想能不能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去理解中国通货膨胀的问题。我想到通货膨胀和货币超发相关，然后我就从书上找到中国宏观经济的数据再输入到电脑上，结果就发现80年代和90年代每一次中国通货膨胀都是因为货币超发。所以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文章讲到的各种原因都不是根本的，根本的原因就是货币超发。这是第一步，大概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用于收集数据和看文献。从某种角度看这是很简单的，但更难的是回答为什么中国货币会周期性的失控，每隔几年中国货币就会超发。这个问题我当时完全没有感觉。刚开始我还想写一个理论模型，一个复杂的、有内生性周期的模型，完全想从理论上去讲这个问题。后来觉得还是应该更多地去了解中国经济。所以我去多伦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把所有《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上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复印了，花了很多时间去读，学到了很多。虽然那时候的文章是以描述性为主，但这些作者对中国经济的感觉很好，都很了解中国的体制。所以这些描述性的文章对我而言是很有用的。我是从那些文章中开始想到一个故事，就是国有和非国有的关系。政府为了支持国有企业让银行面临了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贷款要有效率，回报要高；另一方面也要支持国有企业。于是我写了一个模型，从这个角度去研究银行如何通过倒逼的机制迫使央行超发货币。但我对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存在还不是很肯定。正好当时JP摩根要进军中国市场，而我在去多伦多大学教书前在JP摩根工作过，所以他们请我去给中国的交易员讲衍生产品方面的课。我就借那个机会问他们能不能资助我去中国调研。当时因为生意上的关系他们给了我一个客户名单可以让我去了解，所以1994年我专门回到国内走访了二十几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和央行的相关人员聊了。在聊的过程中，我发现现实情况是和我读了那些文章后想象的故事是一致的。这样一来我才比较有信心去写这个模型。当时做这个研究风险是很大的，我1992年到的多伦多大学，1993年开始这个研究，文章在1994年写出来第一稿。因为当时有关中国经济的文章不容易发，所以最后到2000年才发表。但我当时就是对中国经济很感兴趣，就是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尽管当时的风险很大，但这个投资还是很有价值的，回报很高的。通过那几年对中国经济的了解，我基本上对中国经济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好的、直观的感觉，也有了一个用于思考中国宏观经济的整体框架。所以当有了新的发现后，我都可以用这个整体的框架去看待那些短期的现象。
Q19：很多同学对于未来是否从事经济学研究或是再以后是否要以此为事业还感到些许的迷茫，您对此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朱晓冬：如果你现在还在困惑就不要做学术研究了。因为学术研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特别是经济学学生有很多其他很好的机会。经济学研究的竞争是非常残酷的，回报有很长的时滞性。就像我刚才讲的，我的第一篇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是1993年开始写的，2000年才发表，中间有很多的周折。我并不在乎这个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本身很感兴趣。所以如果你从事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休息吃饭的时候都在想问题，你就应该去做研究。但是如果是为了发文章才去做研究，你就会很痛苦，还是不要做。因为业界的短期回报很高、很直接，并且很快就能得到反馈。当然也有人做研究和职场上一样是为了追求短期的反馈，搞些套路，但这样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是不健康的。这样做对个人而言也没必要，因为去业界可以赚更多的钱，生活会更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喜欢研究，对研究感兴趣，那就去做；反之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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